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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一卷 横空出世 第17章

2017-06-22 12:05:3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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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

  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话说在1920年10月间,毛泽东接到了陈独秀、李达从上海寄给他的一封信和若干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陈独秀和李汉俊创办的《劳动界》,还有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达在信中通报了他们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要求毛泽东在湖南也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原来早在1920年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共产主义组织。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号伯渠,1886年3月20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德临澧县。1904年春,他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愤而归国,1906年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1913年5月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战争,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920年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在10月份,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又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李达回忆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决定:“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就在这10月间,北京的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他北大的办公室里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后来在11月间,高君宇、邓中夏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再说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委托和影响下,与何叔衡等人立即着手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首先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进步学生中寻找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对象。毛泽东还将周世钊邀至文化书社,拿出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给周世钊看,并要他也积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教育会举办了一个“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人及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来长沙讲演。长沙《大公报》为了报道这次讲演活动,特邀毛泽东到场作了记录。

  据《大公报》记载:毛泽东记录的蔡元培的讲演稿共有两篇,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一篇是在周南女校讲的《美术的价值》。毛泽东还为《美术的价值》写了一段“记者按”,他写道:

  “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

  罗素在演说中俨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可他又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他说,为了避免引起阶级之间不必要的冲突,我们应当放弃阶级斗争。他主张用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罗素的言论在新民学会会员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到底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按照罗素的主张建立一个改良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两个问题成了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

  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议,所有投资人全部应邀到会。

  会议首先通报了书社开办以来的营业状况:因为资金严重不足,致使营业范围一直很小,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都是随进随销,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会议推举已从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易礼容为书社经理,推举毛泽东为“特别交涉员”。

  后来在1920年11月6日至11日,《湖南通俗报》刊登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报告》中写道: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  本社发起于本年7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8月2日,假楚怡学校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8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3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3项:

  1、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赁定潮宗街门牌第56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8月20日由发起人赵运文君介绍,订定租约。

  2、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8月2号成立会起截至10月22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陶斯咏名毅——笔者注)、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27人,共收银519元。

  3、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11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9月9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此后,毛泽东为扩大营业范围,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杨开慧为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也动员母亲慨然献出了父亲去世后北大师生们的捐赠。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文化书社的资金由500多元,到1921年春季已经扩充到了1000多元。

  在这期间,陈独秀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他在上海亚东图书局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担保。毛泽东曾亲自拿着陈独秀的保单到亚东图书局联系购书。

  文化书社与省外发生业务往来的单位已经发展到了六七十处,其中与利群书社的联系最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安排下,供应文化书社许多书报。恽代英还应文化书社邀请,与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先后来到湖南长沙和衡阳,与毛泽东等人交流开办书社的经验。

  文化书社一方面出售进步书刊,一方面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尽管书社的房屋不是很大,毛泽东还是想方设法挤出一个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着各种书籍报刊,供人们阅览。

  他为了扩大文化书社书报销售量,聘任了一批推销员,在长沙市内的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还在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7个地方设立了文化书社分社。

  浏西分社就是毛泽东在1920年11月10日派陈昌去设立的。陈昌把分社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内,他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还自刻自印书刊上的好文章,广泛散发。毛泽东为支持他的工作,特意送了他一副梨木刻板。

  毛泽东在宣传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各类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二是印制宣传单,夹在书刊里让读者阅读和传播。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就夹有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两个传单。

  他在《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写道: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

  1、一个人买书看,出1元钱只看得1元钱的书。若合5个人乃至10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1元钱便可以看得10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

  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会了。

  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很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

  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办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毛泽东在经营上也与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方法不同,他为文化书社制订了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实行会务民主,经济公开;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每半年印制一份《文化书社社务报告》,发给全体社员,公开营业情况;并将《社务报告》刊登在报刊上,昭示于世人,扩大社会影响。

  他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

  “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

  毛泽东独特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法,使文化书社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书社作为重点推销的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很快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劳动界》,更是深受工人群体的欢迎。

  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仅仅在7个月内,《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与教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实验主义》、《蔡元培言行录》、《新潮》、《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国》这一类书刊,就销售了少则100本,多至5000本左右。

  这时候,毛泽东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而没有自己的出版物,又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一个进一步扩展文化书社的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使编译、印刷与“发行”连为一贯。他在计划中说:“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

  毛泽东为了筹足这笔款子,在武昌利群书社成功的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后,也在文化书社办起了一个织布厂。他请恽代英派利群毛巾厂的人来帮助他们。恽代英很快便让林育英来到了长沙,协助文化书社办厂。毛泽东由此结识了林育英。

  毛泽东在大力扩展文化书社业务的同时,还把文化书社当做长沙新民学会会员活动的场所以及同国内外会员通信、同省外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络的联络点,这里也是他进行建党建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后来随着建党建团活动日益频繁,他逐渐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对文化书社的管理就越来越少了。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文化书社成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为湖南党组织周转革命活动经费,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由于社务日益发展的需要,1922年社址迁到了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了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大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使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再说在1920年11月初,毛泽东与何叔衡、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秘密创建了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一直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工人运动。如上所述,他与何叔衡等人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并开始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除了教学员们学习文化,重点是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对工人群众实行启蒙教育。他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课,教学方法既简明又形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

  “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接着,他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与“工”字连接起来,成了一个“天”字。他说:

  “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

  毛泽东还利用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的关系,经常向《大公报》推荐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稿。《大公报》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及《劳农制度研究》等重要文章。

  11月7日,毛泽东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和长沙的工人群众、各类学校学生举行了一次游行活动,热烈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

  此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不少精力,做了大量工作。

  11月17日,张文亮接到了毛泽东给他的一封信和10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毛泽东在信中约张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见他,并在信中委托张文亮在一师同学中“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毛泽东在通俗报馆会见了张文亮。他告诉张文亮说,他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嘱咐张文亮在发展青年团员时,宜注意寻找“真同志”,宁可从缓,不宜急进。

  11月23日,黄爱、庞人铨在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长沙成立了一个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

  黄爱,字正品,1897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13年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机械专业,毕业后曾到工厂工作过,对工人群众的疾苦极为了解。1918年他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成绩优良。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担任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还参加了天津学联执行部的工作,曾先后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了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黄爱成为“觉悟社”的社友;1920年他被学校开除学籍,随后便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谭人。他是黄爱的同学,1917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后来在“湘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时期,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黄爱、庞人铨对军阀统治下的工人群众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生存现状的唯一方法。为此,黄爱、庞人铨为湖南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但由于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甚深,他们主张的是极端的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他们提出要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为此,毛泽东多次找黄爱、庞人铨谈心,首先热情赞扬了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又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就在这11月间,湖南政坛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样出身于湖南的军阀赵恒惕,借故驱逐了谭延闿,被广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掌握了湖南省军政大权。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等人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向谭延闿提交的《请愿书》,目的是要在斯时斯地“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还是被谭延闿断然拒绝了。如今军阀依然是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在这样的政局下,毛泽东不得不一方面主持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积极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方面在思想上痛苦的“省察自己”。

  11月25、26日,他在两天时间里接连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他在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彭璜——笔者注)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9年(民国纪年——笔者注)11月25日。

  毛泽东在11月25日致欧阳泽的信中说:

  采取潜在的态度,“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毛泽东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作法,他说如果那样就“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字。”

  他还说:

  “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毛泽东在11月25日写给北京的罗章龙的信中说: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他在写给李思安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所说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月编写《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认为新民学会今后进行的方法,应分这样几种:

  “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会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毛泽东在11月26日给罗学瓒的回信中写道:

  “兄7月14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

  原来罗学瓒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们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多少好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罗学瓒还在信中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四种错误:“感情用事。”“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

  毛泽东对罗学瓒所说的中国人的四种错误,认为是“说得最透彻”的。他在回信中不无幽默的写到:

  “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

  回信中还提到了在浦口曾经借给他10元钱的李中,他写道: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李君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12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组织机器工会。”

  毛泽东在信中提及到婚姻,他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他还说,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

  最后,毛泽东诚挚的写道:

  “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将你的反对意见写出。”

  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也说到了教育界,他说:“希望至今现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毛泽东还说过:“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在江西萍乡,毛泽东初步调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生活状况,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矿是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了蔡和森和萧子升从法国寄来的两封长信。他们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高度重视。

  原来早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国后为补习法文,收集了约百余种小册子,夜以继日的“猛看猛译”,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大半年的时间,就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13人全部到会。他们提出并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

  在讨论如何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蔡和森指着墙上由向警予抄写的《共产党宣言》,一句一句的向大家解释,并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他们的观点。而萧子升等人在发言中则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这样,以蔡和森为首的一些人和以萧子升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蔡和森再次发言,详细讲述世界大势,阐述其主张激烈革命的必要性。萧子升和与会的其他会员们又纷纷发表意见,一时间争执不下。最后,大家相约,将自己的观点再行研究,并把这个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以征求国内会员们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分别给毛泽东写了信,各自陈述各自的观点。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

  蔡和森还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他得出结论: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说:

  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遥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信没有及时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大约是在11月底才看到两位好友的来信的。他十分高兴,仔细的研究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意见。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早已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赴法会员们争论的问题,很有必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间进行广泛讨论。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

  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关于这一点,他特别提到了正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朝鲜人民,他说:

  “帮助朝鲜独立……都是很要紧。”

  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萧子升等人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及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他写道: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李维汉,字和笙——笔者注)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泽东说,罗素讲演后,他和长沙的学会会员有极详细的辩论,他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这正是:毛蔡传书剖雄心,朋友论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有良莠,借来薪火化昆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新民学会内部的争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撰写的两则“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是何等的好啊!现代的求知青年和学写文章的人不可不读。而他在《社务报告》里所说的“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清晰而又深刻的勾画出了奸诈的投机商人嘴脸,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营理念。这些话,现代的经商者也不可不读。人们常说的“无商不奸”,的确是在一切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常见的丑陋现象,而至今人们还在崇尚、保护所谓的“商业秘密”,并把它写在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法规里,足见其根深蒂固死性不改。可以说,毛泽东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家,成功的开创文化书社的商业实践,以及现代不少人的经商实践早已证明,以诚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种大商业的成功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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