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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夫人:遥远的1975

2017-06-23 14:54:5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新罗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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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这篇是我要求一个远房表舅用电话口述回忆,由我做的文字整理。我很诧异,与我历来接受的信息很不符合,1975年的农村不致如此吧。但是表舅一再宣称真实客观,我须尊重表舅的记忆。或有写的不对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绝无编造撒谎之本意。

QQ截图20170623084157.jpg 

1975年4月,长岭炼油厂工人青年突击队在执行施工任务

  我的外祖父家位于吉林通化郊区,远远可以看见通钢的高炉。他们村是一个拥有近千人的大村,差一点成为人民公社所在地。我的外祖父家位于生产大队的西侧隔壁。还有一个生产小队位于西南侧,生产小队的马棚就建在外祖父家西南墙角,时常飘来一股马粪味传来一阵驴叫声。北面临路,有一个铁匠铺,主业钉马鞋掌,间或做一些铁质工艺品或农具,每到夏季叮叮当当的声音就会飘进窗子。

  新建的生产大队部占地约有10亩地,办公室大约500平方米,有一个会议室,十几间办公室,包括总支书记办公室、革委会主任办公室、大队长办公室、民兵连办公室、妇女主任办公室、医务室、财会室、保管员办公室、广播室等。没有专门的广播员,通常是大队书记操浓重的东北话广播,总是把每一句连续重复三遍,“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明天下午,明天下午,明天下午,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大队大概拥有几千亩地,还有几座国拨的山林供烧柴使用,附近其它的山林归国营林场。国家封山育林,供给的林木有限,生产大队对砍伐树木管理就比较严格,若有社员家需要盖房子,需要生产大队开会决定,并由生产大队派人砍伐,用户需要交钱,不过要比城里人使用的木材便宜的多。因为烧柴紧张,烧秫秸热量不够,大家都习惯到矿上买煤炭烧,由生产小队自己派出马车到矿里运回。道路较远,一天只能走一个来回。马车驾驶员进城一回有吃饭补助,每天每人一元,马车驾驶员自己装卸。他们中午习惯在城里的饭店喝酒,五毛钱一杯,再来五毛钱一盘的花生米香肠或是醋溜白菜、辣椒炒土豆丝、或是溜豆腐等,狗肉猪肉是高级菜,这些人通常不舍得买。但是仅仅这些也是高消费了,饭店外匆匆而过的人们往往投进羡慕的一瞥,香味扑鼻而来,牵在大人手里的小孩子对家长很失望,眼巴巴的离去。

  大队的院子里除了办公室还建有车库、机械加工厂、磨面磨米房、仓库,还有一个旧俱乐部,能容纳约200人左右,时常会放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春苗,青松岭等,放映前还有十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尼克松访问,九大闭幕等。放映员是公社的,开吉普车巡回放映,门票五分钱一张,小孩子免费,妇女们会尽量多的把孩子带进去,连十五六岁的青少年都蹭票,收票员睁一眼闭一眼,那是他二嫂的姑姑家的孩子。偶尔有重大新闻需要全体社员观看,就在大队院子里立起高高的松木杆,扯上银幕,挂上大喇叭。全体社员自带小凳子抢占好位置,有淘气小孩子会爬到大树上墙头上,也有到银幕后边看的,除了字幕是反的,没有什么区别。

  大队建有红砖厂,有四五十名员工,挣工资的,与临村合办,五五分成。产品主要供应市内建筑企业。建筑公司的采购员很牛气,夹个皮包,抽大前门烟。砖厂附近还有一个劳改队建的砖厂,两家竞争比较激烈,以质量暗暗较劲,把砖烧的坚硬如石。

  大队的机械加工厂有车床,铣床,刨床,钻床,冲床等。生产拖拉机配件,主要产品气门和气门座,车轮鼓,拖拉机挂具等,供县里农机站维修厂使用。他们曾经组装过小翻斗车,受到市科协的嘉奖。机械加工厂马达声阵阵,飞转的机器往往吸引一大批男孩子,他们站在门外,瞪大眼睛,看一个个晶亮的零件从机器上生产出来。会有社员偷偷求师傅加工猎枪枪管和零件,买一盒大前门,加工一杆猎枪,划算!

  大队还有一个火电焊点,为大队以及各个小队维修农机具,也有社员家里焊铁门或房架的,要收加工费,通常是到大队部会计那里缴费开票,凭票生产加工。乡里乡亲的,所交费用往往比定价便宜很多,或交一个门的钱,加工两个。

  那时候家家户户已经通上了电,不过电器比较少,除了电灯再就是收音机。没有电表,收费员按灯的标定功率收费,25瓦的灯每月每个一元钱,100瓦以上的灯浪费电,坚决不准使用,更不准使用电炉子,否则电工掐电。生产大队的电工师傅具有绝对权威,仅仅比大队书记队长小一点,每天腰带上斜跨钳子改锥在村里巡视,就像别了一把盒子炮一样威风。不过后来城里来的一个知青,自己买零件组装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个电工看起来也就没有先前那么神圣了。

  那时已经有自来水了,由生产大队出面与附近的工厂联系,再由自来水公司派出专业人员在主管线上开孔,安上阀门后就不管了。剩余的近一公里的管线统统由大队出工出钱负责施工,铁管子是生产大队用大米猪肉与工厂换的。东北的冬天很冷,需要把管线埋到地下两米处。于是大队社员全体出动挖沟,这是他们的强项。管线进村后,分管线由各家各户使用者负责出资,除了生产大队的火电焊师傅,还从工厂里请了几位高手,切割焊接套丝,溜溜干了一个月,自来水终于通到了家家户户的厨房。不过朝鲜族妇女还是习惯把衣物拿到河边去洗,河水清清,朝鲜妇女们把衣服放到青石板上,用棒槌敲。洗完之后把盛满衣服的大盆顶在头上,这是她们的绝技。

  大队有一个养猪场,饲养200多头猪,大部分上缴国家,每年年底,要杀几只留下的猪分给全体社员。猪下水等就地架大铁锅煮了,全体社员集体会餐,喝醉了说酒话,有人打起来了。妇女们不干了,把两个人按到地上拳打指掐挠痒痒,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其实社员家里几乎都喂养一两头猪,每到冬季,猪嚎声陆续响起,村里有专业的屠户被请来,在院子里架上大锅,烧开热水,洗内脏,灌血肠,屋子里热气腾腾,雾气缭绕,灶上煮的心肝胃肠最美味,小孩子穿梭挤在大人们中间的迫不及待的等待开席。

  那是自力更生的时代,山村就是个小社会,大队还有磨米机,磨面机,榨油机,有社员背来半袋子黄豆,当面监督操作防止偷窃作弊,当场把豆子压成豆油,豆舶留给生产队喂牲畜,加工费就免了。压面条机主要使用者是朝鲜族社员,汉族人更青睐手擀面条,不过汉族人的小孩子对冷面情有独钟。关内的人对朝鲜冷面没有印象,那是一种又滑又韧,又酸又甜,辣到喘不过气,冰凉到牙疼的美味。在大队院子外头还有打谷场,供各生产小队轮流使用,打谷场有水稻脱壳机,玉米脱粒机,还建有大型粮仓五座,每到秋季,这里分外忙碌,流水式连续作业,挑灯夜战,颗粒归仓,粒粒皆辛苦。

  生产大队有二手解放汽车一辆,大型拖拉机三辆,还配有旋耕机,犁地机,插秧机等外挂设备。每辆车配司机一名,学徒一名。司机参照城里司机待遇,发工作服两套。冬季发光板皮衣皮裤,狗皮帽子,皮手套。每三年换一套,并要求以旧换新。换下来旧的给马车驾驶员使用。另外夏季有防暑降温茶和白糖,让马车驾驶员很是不平。汽车司机是下乡青年,在本地娶妻生子安家落户,思想比较积极。县里新调拨来的二手车需要大修,就主动请缨,要自力更生,节约闹革命。把零件拆了一地,装不上去了,不得不到城里工厂请来专业维修师傅收拾残局。有一个拖拉机驾驶员师傅徒弟是一男一女,巧的是徒弟是未婚女青年,每每两个人并坐在高高的拖拉机上轰隆隆走过,会引来中年男社员一片嘘哄声。有个小孩子淘气,偷偷坐在拖拉机拖斗的后轴上,拖拉机一路颠簸,小孩子默默哭泣,直到拖拉机停下才被发现,可怜的小孩子浑身瑟瑟发抖两手死死抓住车轴不肯松开,他已经被吓懵了,但是他爹地还是要狠狠教训他一顿的。

  村子里有一个县供销社的分店,供应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品,一圈的柜台,牙膏香皂、文具玩具、糖球饼干、香肠火腿、油盐酱醋,角落里有一个大肚酒缸,散发出浓浓的酒味,并排放着一个酱油缸、醋缸、以及一坛子臭豆腐,五味杂陈。隔壁另一间房内有小型农机具,镰刀斧头、麻绳麻袋、土筐、塑料薄膜等等。商店总共只有两个售货员,有人要买农具,需要喊售货员过来。她俩不用风吹日晒,皮肤白白净净,说话温柔,但是骨子里透出骄傲来,她们是挣工资的,那时的售货员社会地位高。

  村里设有医务室,医生业务归县医院管理,工分按二等记。她是民兵队长的媳妇,在县医院培训半年就上岗了,好与患者拉家常,一边说话一边把针扎进了屁股。有重患需要上门诊疗,医生就穿一个白大褂戴上白帽子,背上一个印有红十字的箱子,里面装的是药品和器械,打点滴的是胶管,非一次性,用后消毒。与乡村爱情里的王天来一个模样。村里的抗日老战士享受免费医疗,军属烈属孤寡老人享受半费。

  小孩子要到在一公里外的工厂子弟小学上学,往往借光村里的马车,满满的坐上一大群孩子,在朝阳下奔向烟雾升起的的地方。那一批孩子数量最多,老师不够就从街道临时招来,有个女老师是河北人,竟然教汉语拼音,三四音不分,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纠正孩子们的发音,把被她带到沟里的孩子再一次带到沟里。孩子们的书本是免费的,每学期学费一元钱,家庭特殊困难的需大队开证明,可以免费。学校经常组织支农,到地里拔草、间苗或是拾稻穗脱玉米粒,那时的小孩子很皮实,磕了碰了就像家常便饭,家长常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你就使劲打!”小学校要求学生拾粪肥支农,于是一群小学生就提拉着筐子跟在马车后面跑,马一撅尾巴,小学生们就像就要捡到宝贝一样。粪肥堆到校园外的空地里,一冬天就堆成了山,高年级老师把学生领到粪堆前指导学生用尺子丈量,计算体积面积学生们抢着到粪堆上面扶尺。春天来临之前生产队要把粪肥及时运到耕地里,因为天气暖了味道难闻。谁拾的粪肥多,就代表积极态度,是考核三好学生的一部分,也是加入少先队的先决条件,于是孩子们纷纷盯上了自己的厕所,自家的自留地倒是没有农家肥可以用了。有个小孩子放学的路上掉进了生产队的化粪池,回家害怕挨打,落汤鸡般折回了学校,老师让学生站到操场上先用水管子浇,在脱下衣服抹肥皂洗,一遍又一遍直到没有味道。衣服凉在茶炉房里,以便快速晾干让孩子晚上回家。午饭老师没有吃,一盒饭都给了学生,农村的学生饭量大,一盒饭只够半饱。

  生产大队下辖5个生产小队,一队、二队、五队是汉族队,三队、四队是朝鲜族队,政府比较照顾少数民族,朝鲜族队的耕地距村庄相对比较近,水田也比较多,马匹也强壮。各小队独立核算,生产资料三级所有。小队拥有手扶式拖拉机2到3台,有马车2到5辆,牛车或驴车1到2辆,农具铁锨镐头铲等公有,但由个人保存。下水田有一种特殊的水靴,两年发一双。妇女们与男社员一样到田间干活,有的比男的挣得工分都多。朝鲜队比较团结,工分比较高,一点下来能挣300元。一队最差,一年到头扣去口粮钱能剩100元就阿弥托福。朝鲜族的男性比较懒惰并且喜好喝酒,累活脏活都由女性干,汉族男性经常以此教训老婆。

  生产小队在完成公社下派粮食蔬菜生产任务后,剩余的耕地根据本小队生产社员全体讨论,实行民主集中制决定生产种植品种和面积。夏季时节,成熟的西红柿、黄瓜、香瓜等需要昼夜看守,秋季时节有些经济作物如花生、向日葵等也需要有人看守,当地叫做看青。就是在地头搭一个草棚,给看守人员配一个强光手电筒,防止有人尤其是小孩子偷窃。偷窃美味的大多是附近的小孩子,打不得骂得,有时候抓到了几个倒霉鬼,就罚站或是通知其家长,于是就在星光灿烂之际,小孩子哭嚎声与家长的咒骂以及打孩子的piapia声传遍夜空。有看青的预备鞭炮吓唬小孩子,小孩子一路奔逃,相互传说看青的二喇子使用的是手榴弹,从此再也不敢冒险。

  村里百分之七十是水田,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建灌溉网,建有提灌站,水渠,渡槽,山洞。整个五六十年代是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冬季农闲时节更是热火朝天,大干快上,一边抓革命,一边促生产,还要促战备。社员们维修灌溉设备,修理田埂,平整土地,修建梯田,翻倒农家肥。冻块太大了,正在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不顾肮脏,奋力抱起装到车上。生产队社员每人每年分200斤大米,剩余是玉米,令工业户口的人好羡慕。即便是玉米,农民吃的也是当年的新玉米,蒸出的饼子又香又甜,而城里人吃的都是粮库里储存的陈年玉米,苦涩无味。城里人一个月只有两三斤大米,四五两豆油,猪肉也定量供应,所以他们常常到农村社员家里买新杀的猪肉。工厂里的工人的优越性在于他们有工资,而且是铁饭碗,农民端的是泥饭碗,集体经济自负盈亏。而且农民属于土老冒,姑娘们还是愿意嫁给城里的青年。

  城里分来一群知识青年,生产大队把两个仓库腾给了他们,给他们分了一块地,头两年有老把式教他们。后来他们适应了,融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成为了红脸膛的真正的劳动人民。

  他们也带来了城里的时髦,牙膏、香皂和一种叫做雪花膏的护肤品,还有纱巾、尼龙袜子,的确良衬衫以及胸罩,农村的女青年们跟他们学刷牙,学唱歌,借来小说看。她们开始与父亲吵嘴,不想父亲做主婚姻大事。他们有人与知青处对象,还真有幸福走到一起的。不过这样的上门女婿在家里往往不敢惹事生非,一旦夫妻吵架,一大群妻姐妻妹甚至表妻姐表妻妹瞬间蜂拥而至。

  社员们按家庭人口在房前屋后都有一块自留地,大多种时令青菜供食用,吃不了的可以卖给工人和过路的。那时没有自由市场,政府不鼓励私自商业交易,但是对农民的买卖行为也不大制止。那时的人们还羞于做买卖,把种植的蔬菜卖掉换钱好像是比较丢人的事儿,于是就鼓励孩子去卖:“去吧,卖完了,给你一毛钱。”孩子也不情愿去,还不认得秤。家长就把菜扎成捆,菠菜一毛钱一捆,小白菜一毛钱一捆,小葱一毛钱一捆,鸡蛋五分钱一个。有人拿起挑剩下的最后一捆菜讨价:“八分钱一捆吧?”小孩子据理力争:“不行!一毛钱一捆!不许耍赖!”卖完菜后把一把钱交到家长手里,小孩子一溜烟的跑到商店里选购垂涎已久的食品。香肠可以切一小块买,块糖可以一块一块的买,棒冰五分钱一根,自己先舔一下,再给小伙伴舔一下。

  ……

  包产到户后,常因灌溉用水起纷争,尤其赶上大旱天,挨水边的抢水,上游的截水,警察到了都管不了。官事打到乡里、县里、市里,甚至有上法庭的。灌溉站最初由人承包,但是都不愿付水费,而各家又挤占灌渠,把玉米种到水渠坝上,把秸秆扔进水渠里,灌渠越来越窄,直至灌溉网消失,只剩下破旧的高高的水泥渡槽耸立在田间,不知不觉回归靠天吃饭的时代。后来,除了挨着河边的一窄条,其它逐渐成了旱田,大量的种植不用管理的玉米。春天撒种,秋天收,期间撒几回除草剂和化肥。后来连玉米根都懒得刨,第二年春季在头一年的两个根部的间下种。待到第三年,第一年遗留的玉米根就烂掉了,就在第二年的玉米根中间再下种。绕村而过的清亮的小河开始污浊,村民们往河边扔垃圾,塑料袋子满天飞舞。塑料薄膜到处都是。附近的工厂越来越多,气味越来越难闻,有村民把一堆死鸡扔到大队办公室里,号称是被毒气熏死的,要求领导解决赔偿。大部分村民开始流行赌博,扑克、麻将、牌九,一晚上输赢上千元,一冬天都是如此,家里的不干,鸡飞狗跳闹离婚,还有被公安抓赌的,进了局子。工厂逐渐的扩建,吞没了土地,社员们大多成了工厂的大集体工人,住进了楼房,少了很多来来往往。后来工厂亏损,减员增效,他们又都下岗了。但是农民还是坚强而且健壮的,他们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又脏又累的活,清洁工,装卸工,打磨工,泥瓦匠,他们的收入比很多城里人都多。

  村里的干部们先是都成了万元户,如今都有多处楼房,有地皮,有企业,大概都是千万富翁。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村长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一人一票。村中的大家族各怀鬼胎竭力推举自己的本姓代表,纷争不断。候选人为买好村民挨家挨户送礼品,最后干脆一张选票送二百元钱。朝鲜族与汉族彻底分开,分别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各选各的村长,老死不相往来。朝鲜族的年轻人纷纷到韩国打工,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楼,惯用韩国电器家居,比汉族富裕一大截,家家存款超百万。那座山被城里来的大款承包了,建成一个公墓。另外的一座山也被一个企业家承包,建成了一个庙宇,壮丽辉煌,庄严肃穆。庙里招聘了一批和尚道士,善男信女们供虔诚奉,每年上缴巨额利税,并成了名胜旅游风景区,游客络绎不绝。经过几轮的旧房危房改造拆迁工程,一批批村民迁居进政府盖的宽敞明亮的安居小区里,吃得好,穿得暖,孩子们纷纷考入了大学,有一部分人家有了私家车,他们已经成为了地地道道城里人。

  村子原址规划成工业开发区。只是招商引资工作很困难,至今,那一片已经成为废墟,荒草中只留下一段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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