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红色中国 > 毛泽东 > 怀念追思

戚本禹回忆:毛泽东为什么给章士钊买鸡

2017-04-01 22:35:38  来源:百韬网  作者:戚本禹
点击:   评论: (查看)

  我在中办来信组当组长,在处理章士钊的来信时,我犯了个想当然的错误。

  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看过很多鲁迅的文章和书,《鲁迅全集》也看过几集,知道鲁迅和章士钊“打过官司”,把章士钊骂得很厉害。例如,在《从胡须说都牙齿》中,鲁迅就写道:“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那时章士钊是教育总长。开枪的事他决定不了,但学生请愿好几天了,他怎么不管?所以我认为他是有责任的。鲁迅的名望、革命性、战斗性是众所周知的,毛主席对于鲁迅的赞扬和肯定,我也是早就知道的。那时候,我已经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知道毛主席是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新民族文化的方向。我不喜欢章士钊,对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也不了解,鲁迅又骂他那么厉害。我相信鲁迅,相信他不会瞎说。想当然认为章士钊是个反动派,没资格给毛主席写信。而且他不过是对时局发表一点看法,对什么改造发表一点看法,却用古文写,字句拗口,那些问候的客气话,用词十分古怪,我看不太懂,就知道大意,让人烦,就把他的信扣压下来了。这一扣压不要紧,章士钊见给主席的信,主席不回,就到总理那里要说道。总理就追问田家英。本来,所有的来信中,北京的最重要,因为北京地区民主人士多、名人多,他们的信不能怠慢,田家英选我来管,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读了不少书,不会出错。哪知道,我要不读书就往上送了,偏偏读了一点书,又偏偏读过鲁迅,看到鲁迅和这个写信的章士钊还有那个过节儿,反而把他的信给扣了。田家英来问我,是不是有章士钊的来信?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是有,我压下了。他是个反动派。”田家英一听,说:“好家伙,章士钊的信你怎么能压呢?”田家英严肃地批评了我,还和彭达彰一起,召集几个人开会,说章士钊不是像你一个小人物,他是毛主席的一个长辈、长者,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一点声音都没有,不理睬人家,这牵涉到毛主席的威信问题。田家英还说要给我处分。那是我到中南海后第一次挨批评。过了一段时间,处分没有下来,我就去问田家英。他笑了笑说,批评是批评,你这个事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然后悄悄告诉我,他也犯过这个错误,也扣押过,挨主席批评了。不知者不为罪,算了,下次注意,有什么不懂的,先问我们,不要自作主张。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事后我才知道,毛主席和章士钊的公交、私交都很笃实,非同一般,其渊源落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那时毛主席还只是个热血青年,章士钊初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被其文采、抱负、气势和论事道世鞭辟入理、雄辩无比所震惊,说过“不得了啦,湖南要出帝王了”,还亲自接见了毛主席和蔡和森——这是周总理告诉我的。章士钊是个民主派,是坚决反对封建帝制的,他这话不是说毛主席要做皇帝,不过是个借喻而已,用以赞叹毛主席有雄才大略,中国的革命,要在毛主席手里出个非凡的新气象。后来,章士钊给毛主席好几万块钱,毛主席把这些钱一部分用于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毛主席赞扬章士钊真心为民主是很坚决的。由于两个人有这层关系,他们就一直有来往。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都有回信的。我把他的信扣压下来,自然是“惹下大祸”了。

  说到他们两人的交情,有件关于主席给章士钊送鸡的事就不得不说。那是1955年的一天,晚饭后毛主席让警卫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那时候鸡很紧俏,天黑了,商店已关门、摊贩也收摊,警卫只好去找人帮忙才买到鸡,等把鸡送到章士钊家中,已是半夜了。章士钊收到鸡,连声称谢。这事很稀奇,大家传来传去,却都不知道个中缘故。有人问田家英,他也搞不懂,仅说主席给老人送点礼是常有的事。1967年,我向康生问及此事,他给了我一个出人意料的解答。康生没有正面回答我,只叫我去翻翻《三国志》,看曹操和乔玄的故事。我按图索骥,找到这个典故。原来,曹操二十多岁时尚不得志,默默无闻,一次去拜见乔玄,乔玄却很赏识他,说:“如今天下将要战乱,能够安定天下的人除了你还有谁?”在乔玄眼里,曹操是“命世之才”。从此,曹操引乔玄为知己,与他成了忘年交。乔玄临死时请曹操照顾自己的家庭,还要求曹操以后路过他家乡的时候,要拿一只鸡来坟前祭奠他,否则“车过三步”就会肚子痛的。曹操果然照办。毛主席初识章士钊的时候,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能得到章士钊的欣赏,大概是有曹操遇乔玄的感怀吧。他给章士钊送鸡,我推测似乎是在表明他们之间有类似曹操与乔玄之间那样的彼此相知和彼此不负。两只鸡就把相隔近两千年的两段佳话传之于后人了,毛主席的玩笑与幽默,也是大风大雅。

  主席不光对章士钊另眼相看,对其他很多民主人士和名流也是相敬如宾的。毛主席过生日是不让人祝寿的,有些名人像齐白石、叶公绰、张伯驹、陈半丁这些人,就会作一幅画,例如画个长寿鹿什么的,赠送毛主席。毛主席知道:画是要钱的,他们给我画画,虽然不是为了要钱,但我也得给人家一点东西。那时,主席还没有稿费,他就想拿他的津贴买些礼品。主席很讲实惠,说不要买什么花花草草的,就买火腿,一个人送一条火腿,另买些糖果,糖果要买软糖,他们年纪大的,硬的不一定咬得动,再买些买好的糕点。东西买好了谁去送呢?田家英说,大学生都还是小孩,代表毛主席去送礼不大合适。当时,来信组年纪最大的叫俞永廉,三十多岁,胖胖的,长得比较老成一点,可他脖子上长癣,不太好看。剩下的那些人,小的小,瘦的瘦,不太上相。我给田家英提建议,让俞永廉穿件新衣裳,把衣领往上提一提,把脖子遮一遮,就蛮好的。可田家英看了半天,还是决定让我去。因为我当时虽然年纪也才刚20出头,但脸比较黑,看上去快三十岁的样子,算是比较老成了。后来,彭达彰给我们要了两部车(那时只有主任、副主任才有资格要车)。我就照着名单,挨家挨户代主席把礼物都送到了。

  1966年8月29日章士钊的家被抄了,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主席帮助。8月30日主席立即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而且主席同时还告诉总理,看看还有哪些人需要采取保护措施的,赶紧保护起来。总理马上按主席指示去办了这件事。

  我听总理讲,章士钊家是聂元梓下面的人去抄的。聂元梓听了总理的指示,赶紧叫人把抄走的东西一件不少地还了回去。后来,根据主席的指示,列了一份需要保护的人的名单,并派部队去切实保护。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接着是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期、沙千里、张奚若以及李宗仁等。在李宗仁之后就是国务院几位副总理,还有好多部长、副部长。江青一看有意见了,说,总理,名单里名人没几个,怎么都是你国务院的人?国务院副总理就不用说了,还那么多部长、副部长?

  不管怎么样,通过这件事情,主席不仅仅保护了章士钊,而且把其他应急须保护的人也都保护了。冲击名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都是一些偏激分子甚至是一些对文革别有用心的人胡搞的 。

  编选自《戚本禹回忆录》。

  

 

相关文章